封建王朝的地价和国运是息息相关的。总得来说，地价和王朝兴衰是呈正比的，大体上是呈波谷形态。
在王朝早期，战乱初平，十室九空，人口远远跟不上需要，所以这时候的土地是卖不上价钱的，很便宜就能买到。
官府在这一时期会鼓励民众去开荒，其实就是把之前撂荒的那些无主耕地再恢复起来——自耕农的主力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因为拓荒后的土地官府会发给地契。
王朝早期之所以是和谐社会，正是因为有足够的土地供应。资源富足了，那么矛盾自然就会少。
而到了王朝中期，在人口数量大幅提高的同时，可开垦耕地的供应也渐渐开始紧张。这一时段就是波谷的高峰：人口和土地的关系刚好达到临界点，社会生产力最高，内部矛盾可控，一片欣欣向荣的样子。与此同时，地价也开始大幅度飙升。
这之后就是缓慢地下坡和一系列按部就班地崩溃：人口愈发增多、田地开始不够分配、社会总财富被稀释、社会矛盾增加、政府开始加税维稳、士绅开始蓄养隐户隐田对抗加税、大批自耕农被转嫁到头上的课税搞破产、缺乏资金的政府更加变本加厉地敛财、恶性循环、革命开始、李自成们出场、互相残杀、十室九空、新朝建立，又一个循环开始。
而在这个王朝兴衰的过程中，地价是明显随之起伏的。
明末时，江苏无锡的良田价格只有一二两，到了清顺治时期，同一块地的价格是二三两，康熙是四五两，乾隆三十年是七八两，最高十余两，而到了嘉庆时期，地价则飙升到了五十两。
注意，以上的明末，指得是崇祯末期。李自成们当时已经将北方彻底砸烂，朝廷为了筹措巨额的剿匪经费以及辽晌，只能不断在南方加码田赋。
地主们疲于应对官府的同时，天灾依旧在毫不留情地摧毁着陆地上所有的农作物。这一切都让1640年之后的江南田价迅速崩塌，到了只有一二两银子的地步。
在那个时间段，江南很多地方甚至出现了撂荒——这在承平时期是不可思议的。
然而史实就是这么发生了：土地收入已经不能应付苛捐杂税，何况还有天灾，大批地主被破产，田契变成了催命符。为了躲避官府的征缴，甚至有人将田契放在道路上任人拾捡。
......
时间回到当下。
在熊老爷收购土地的1629年这个时间段，其实并不是搞拆迁的最佳节点。
从去年开始的旱涝风潮等等灾害虽说给了江南人民沉重地打击，但这毕竟才是崇祯系列大灾的开始，民众们不可能意识到今后的年景只会越来越恐怖。
总之，下至贫农，上至地主，大家还是有梦想的：熬过今年的话，明年大概就会好起来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搞拆迁无疑会多付出资源：再过几年，江南的田价就会像自由落体一样掉落下去，那时候才是收地的最佳时机。
然而某些人等不得了。
将尽可能多的管子插进大明朝身上吸血是既定国策，像上海滩这种承北启南的重要节点是必须拿下的。正在和时间赛跑的穿越众们心急如焚，恨不得明天就在全大明布置好据点，这个时候银子什么的已经不重要了。
所以左家村这个原本历史上默默无名的江南小村，就因为距离规划中的港口比较近，从而成了最早享受拆迁政策的居民小区。
当然了，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对于世代务农的这些人来说，到底这个拆迁政策是用来享受的，还是用来抗争的，那还要因人而异。
余本德余书办带着征地工作小组，简称“征地办”的一行人来到左家村后，当即就号房子住了下来。第二天一早，这边就放出了消息：收地，现银。
得知消息的村民们纷纷赶了过来，在征地办的小院周围纷纷扎起袖子开始看热闹。
征地办开出的收地价码是这样的：劣田每亩五两银子，中田八两，上等水田十二两。
从这个价格就能看出，作为第一批被拆迁的单位，左家村还是享受到了政策优惠的。要知道眼下的田价，即便是上等水田，价格也不会超过十两银子亩。
卖地的人很快就出现了。
还是那句话：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一个上千人的村子里，总是有头脑活泛的家伙出现的。这些人或者是清楚周边地价，敢于来回倒腾一把的；或者是因为种种原因，原本就打算卖地的。总之，一部分人在看到收购价之后，很快就出手了自家的地。
差不多用了三天时间，左家村周边就有200多亩土地换了东家。这些土地大部分是中田和劣田，另外还有一处鱼塘。
比起左家村拥有的所有地块来说，200亩零碎田地自然不算多。但这一步毕竟是开始，算是剔除了一部分人，为征地起了个好头。
接下来征地办又开出了新条件：在萧山，奉贤，金山，海盐等等今年遭过潮灾和涝灾的地区，现在有大批的土地可以和左家村这边做置换。两边互换的比例是1：1.5。
也就是说，如果左家村的某人能拿出10亩的地契，他就可以换到上述地区的15亩土地。不但可以换，而且是连片的土地。
这一下村里顿时轰动了。眼下已经到了明末，几百年来的人口繁衍买卖转手，导致现在的田地极其分散，普通人想要凑出一大片整块的土地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现在机会摆在了面前，更何况是1：1.5的兑换比例，自然就有人动心了。
占据了人口比例最多的佃户是没资格考虑什么卖地换地的，而跳出来兑换土地的是几户自耕农和小地主。这几户人家都是村里的杂姓，人手既少，也没有大家族的拖累，可以做到说走就走。
接下来就是交接了。几户人家为了抱团，先是统一将地块选到了奉贤附近，然后又连夜跑去视察了那边的土地。
视察的结果有好有坏。奉贤那边的土地都是杭州站在八月潮灾之后借机收购的，虽说面积大，但是都过了咸水，所以土地状况很差，基本上都算是劣田。
然而考虑到1.5倍的兑换面积和真正连成片的土地带来的巨大好处，最终还是让这几户小资产阶级拿出了自家的地契：新田用心操弄几年的话，就会变成中田甚至是上田。但是连片的土地，以他们这几户人家的底蕴来说，过了这个村的话，下辈子也没本事凑出来。
几天后，在当地有名的土地牙人，县衙代表余书办，以及征地办的某位掌柜见证下，双方签字画押，交换了地契。
在这个过程中，为了所谓的“买马骨”，征地办这边还额外掏了银子，请余书办将交易的地契加盖了官印——白契变红契。
古代的田地交易有“红白契”这一说。白契是没有经过官府认证，也就是没有交过税的地契。而红契则是正规官契。
通常来说，白契的日常效力和红契是一样的。但是一旦有了土地纠纷需要双方打官司的话，白契就会给人留下钻空子的机会：毕竟逃税，又没有经过官府认证，遇到对手和衙门有勾结的就能在这方面做文章。
几户小资产阶级千恩万谢地带着红契和家人去新家园生活了。而他们留下的一处桑园，以及零零碎碎的三百多亩土地，又被征地办收入了囊中。
鲁迅说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在眼睁睁看着几户人家占了大便宜而且没有被骗后，村民们再也把持不住了：左家村几乎所有的自耕农和富农都开始蠢蠢欲动起来，征地办的小院里一时间人满为患，直到深夜都不消停。
而到了这个时候，一直稳坐钓鱼台，冷冷关注事态发展的左家宗主左鸿堂终于坐不住了：当天发现族中居然有混账东西想要去换地的时候，终于出手了。
和这个时代大部分有名姓的村镇一样，左家村里自然是左姓人占了大头。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左氏宗族，不但房头众多，还拥有着周边几千亩的土地，是附近最大的土豪。
原本对于左家人来说，征地办的动作也就是那么回事，大家都是当热闹看的：扎根于此地的左家自然不可能卖田土，也不可能被所谓的1.5倍兑换方式诱惑。
道理很简单：那些躲避不了官府课税的小户去哪里都一样，但左家这种大族，不但在本地有N多的隐田隐户，而且他们世代经营的关系都在本县。
一旦去了外县，隐田怎么办？离开了本县盘根错节的那点关系，被外地的官衙见到这种举族迁徙的，那纯粹是羊入虎口，哪怕光是足额交税，就已经能让他们脱几层皮了。
所以说，在征地这件事上，富农小地主动得，左家这种大族却是万万动不得的。
然而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有些东西就没那么好说了：左鸿堂前脚刚刚处理了族中的败类，后脚余书办就上门求见......征地办来到左家村后，这是余书办第一次登左家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