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4月22日-6月10日，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历时50天。
在第四次战役中，当志愿军向北撤退时，指挥部反其道而行，向南推进。志司的将领们冒着深入敌占区的危险，为第五次战役的筹备做准备。在整个3月期间，志司始终在思考何时发起第五次战役，重点关注的是第二批部队进驻和作战准备的进展。
志司反复强调，在第二批3个兵团9个军全部集结到位之前，志愿军的兵力相比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没有优势，尚不具备大规模出击的条件。如果此时“联合国军”继续向北大举推进，志愿军只能采取机动防御，逐步抵抗，延缓敌方行动，以空间换取时间。
对于汉城、洪川、春川等要地皆可暂时放弃，允许“联合国军”推进至三八线南北区域，待第二批部队的生力军到达后，再转入反攻。基于这一考虑，第五次战役的发起时间不断被调整，先是从4月中旬推迟到4月下旬，接着又从4月下旬推迟到5月上旬。
然而，进入4月后，战场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这促使志司对战役的发起时间重新进行思考，并最终决定提前发动战役。这个变化是基于对美军可能在志愿军侧后进行登陆作战的估计和判断。
3月27日，志司在致第3、第9、第19兵团的电报中，对当时敌情作出了如下判断：“自一月二十五日起，敌军发动进攻，伤亡已不低于五万。虽然得到了部分补充，但由于长期作战，疲劳问题非常严重。基于以上情况，敌军当前的意图可能是控制三八线，及其以北不远的地区（大约十至二十公里范围内），巩固三八线，等待增援和休整补充，随后将英军、土耳其军、法军、希腊军等部队调渡临津江，继而向北推进。这种可能性较大。”
很显然，直至此时，志司的关注点依旧集中在三八线的正面战线，对侧后登陆的威胁，尚未作为一个显着的问题提上日程。
仅仅过了一周，志司在指示各军迅速向预定地区集结的电报中，关于敌情判断的部分突然增加了新的内容：敌军继续越线的判断，重点是进攻铁原、平康、金化、金城和兔山地区，同时可能派一部分兵力在元山、通川登陆（陆战二师、空降十一师驻扎在日本），意图切断我军东西联系并威胁我方退出三十九度线以南地区。
美军可能在元山、通川登陆的这一预判，很快成为志愿军总部决定提前发动第五次战役的主要依据。
4月9日，志司致电柴军武，请他转告金日成，进一步加深了之前的判断。
当时正面战场上共有美军7个师、韩军7个师，另外还有英军和土耳其军队3个旅（其中英军2个旅、土耳其1个旅），再加上美军的1个空降团以及其他小国的部队，总兵力大约24万人左右。
志愿军总部预测，从4月至6月间，美军可能会增援不少于12万人的后备力量。同时，志司特别留意到美国国防部长马歇尔发布的消息，即将武装力量扩充至350万人，并调派2个国民警卫队师前往日本。
此外，还有其他消息也引起了志司的警觉。
比如，有传闻称，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已有3万人在1月前被运至济州岛，韩军至少有2个师约3万人（也有说法称有4个师）正在日本接受训练。此外，美军在日本还部署了1个陆战师和1个空降师，并计划在1月和2月内在本土征召4万名新兵，3月再征召8万名，预计在4月底或5月初派遣至朝鲜前线。
虽然事后来看，以上消息中有许多并不准确，有些是误传，甚至完全是虚假信息，但当时美国确实正在采取措施加强其在朝鲜的兵力部署，这无疑会对志愿军的后续作战产生不利影响。
因此，志司表示：“由于敌人拥有这些预备兵力，必须考虑下一次战役的时间，同时还要警惕敌军可能在我后方登陆。” 还说：“最理想的作战时机是现在，因为敌军已经十分疲惫，后备兵力尚未增援到位，但事实上，当前条件无法实现这一点。”
为什么无法实现呢？主要原因是第二番部队尚未完成集结，无法把握当前较为有利的时机（敌军刚刚抵达三八线南北，尚未站稳脚跟，后方援军也尚未到达）。尽管如此，志司依然强调应尽早开战，并提出“十五日之内，最多不超过二十日开战较为理想，若再拖延就不利了”。
根据中央提出的\"准备战争要有长期打算，但尽量争取短期内取胜\"，以及志愿军后续部队集结完毕后\"再展开强有力的新战役\"的指示，志司与人民军协商后，决定在\"联合国军\"登陆之前发起第五次战役。
志司认为，如果不及早发起反攻，等到敌军增援力量到达，并在志愿军、人民军的侧后实施登陆，即便第二番部队全部到达，志愿军和人民军的力量有所增强，仍难以在两线作战中掌握主动权。为了迫使美军放弃登陆计划，避免陷入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必须在美军增援到来之前，以及其侧后登陆之前率先展开战役反击。“抢”字正成为此次第五次战役准备的核心基调。
杨得志的第19兵团和陈赓的第3兵团是第二次入朝作战的主要力量。
志司计划利用这两个新兵团以及东线刚刚休整完毕的宋时轮第9兵团，作为主力发起第五次战役。西线那支在四个战役中坚持作战的6个军将不再参与此次战役。在战争开始之前，志司在给中央的电报中写道：此次战役至关重要，是一场大规模的厮杀。
即使付出五六万人的代价，也必须解决掉敌军的几个师。志愿军司令部在战前动员大会上明确了作战目标：击溃韩军第一师、英军第29旅、美国第三师、土耳其旅以及韩军第六师等五个师（旅），从而彻底扭转战争的军事实力对比，形成战场优势，将美国军队从半岛上逼退。
为了实现歼灭美军整师的目标，志愿军不断向前线增派作战兵力，将刚刚开始更换苏联装备的第3兵团（包括第12军、第15军、第60军）和第19兵团（包括第63军、第64军、第65军）纳入第五次战役的参战序列。
同时，参与过长津湖战役的第9兵团（包括第20军、第26军、第27军）也被划入第五次战役的作战部队。此外，志愿军的第39军和第40军也被编入第五次战役的作战序列。加上朝军的三个军团，中朝军队在一线共集结了60万参战大军。
志愿军决定在西线战场的汶山至春川一带，针对敌军部署纵深较浅的特点，采取战役与战术穿插相结合、战役与战术迂回并用的策略。由第9兵团和第19兵团对敌军实施迂回包围，第3兵团正面进攻，目标是歼灭“联合国军”的7个师旅。
在部署上，志愿军集中了3个兵团共11个军和人民军1个军团，主要突击方向为西线，从汶山里至春川之间发动进攻；同时，派出一部分兵力从金化至加平间开辟战役缺口，将“联合国军”东西两翼割裂，防止其相互支援。
东线则由人民军2个军团牵制美军第2、第7师，阻止其向西增援。志愿军3个军部署在肃川、元山和平壤一带，人民军2个军团驻防淮阳和沙里院，分别承担反登陆和反空降任务。
“先发制人”发起第五次战役的计划，几乎遭到了所有将领的反对。他们一致认为，应该让“联合国军”深入到金化、铁原一带，再进行反击。这样，志愿军不仅能够以逸待劳，关门打狗，而且还能更有效地将敌军分割包围，成建制地加以歼灭。
在作战会议上，洪学智率先发言：“我建议让敌人进入金化、铁原地区后再进行攻击。如果我们在铁原、金化以南发起进攻，敌人一旦撤退，就无法实现成建制歼灭的目标。我们可以让敌人深入一些，然后在中间拦截，这样更容易解决问题。同时，刚入朝的部队也能以逸待劳，获得更多的准备时间。”
不仅洪学智表示反对，第一副司令邓华、参谋长解方、政治部主任杜平也纷纷发言，皆认为洪学智的作战方式更为优越。而前线的韩先楚副司令员对此也持相同看法。
“这仗你们到底还打不打？”
整个场面瞬间陷入了沉寂。
解方思索片刻后说道：“我再仔细想了想，确实有其道理，考虑得也十分周全。”解方这番话并非随风转舵，而是有着自己的深思熟虑。当时，已经有情报显示美军计划在中国军队的后方进行大规模登陆行动。
如果情报属实，几十万大军正在准备正面作战，转向应对将极为困难。大将军的战略意图是抢在美军登陆之前发起进攻，彻底粉碎他们的登陆企图，决不允许美军在我方侧后开辟新的战场。
洪学智开口道：“该打还是要打的。我们作为参谋，职责就是提出建议，供您参考。”
邓华也说道：“我们是这样认为的，是否采纳由您决定。您一旦做出决定，我们一定坚决执行。”
面对统帅的坚定态度，负责参谋工作的将领们在激烈争论后，只能表示由统帅决定最终作战计划，各大兵团誓言坚决执行。
几年后，他承认：“洪学智的意见是对的。”
当时参会的宋时轮、洪学智、解方、邓华、韩先楚等人皆为久经沙场的名将，而在涉及整场战役中成千上万战士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上，他们之所以选择妥协，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如果选择将敌人引入而不是主动向南出击，那么一旦美军进行侧翼和后方的登陆，形成前后夹击，志愿军几十万大军即使想调头也会非常困难，更遑论对敌军进行有效的围堵打击。
第二个原因是军中普遍弥漫着轻敌的情绪。
抗美援朝战争进入第二年时，中央军委摒弃了以往每打一仗便休整一次的传统策略，转而采取轮番作战、轮番休整的新战术。新鲜部队源源不断地补充入朝，大量苏式武器相继换装，后勤辎重保障的人员数量也迅速增加。
这一切使得朝鲜战场上的官兵们产生了一种错觉：前四次战役在弹药短缺、粮食不足的情况下都能取得辉煌战果，如今第五次战役的保障条件远比以往充足，击溃美军似乎已是板上钉钉的事。
全军上下弥漫着轻敌的心态和急于作战的氛围，对美军的变化却一无所知。当时我军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美国人的防御如同鸡蛋壳，外表虽硬，但戳破之后便是空的。”因此，我军深信只要能突破美军的正面防线，胜利便唾手可得。
轻敌情绪泛滥、急切渴望作战，而对敌情一无所知，第五次作战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开了序幕。
1951年4月初，“联合国军”再度越过“三八线”，并计划在中朝人民军队的侧后方实施登陆作战，配合正面攻击，试图将战线推向平壤和元山一带。
4月15日，第3兵团和第9兵团的两个军（第20军、第27军）刚抵达集结区域，尚未来得及整顿便接到命令，立即开赴进攻出发地。根据志愿军总部的命令，各参战部队必须在18日前进入攻击准备位置，并于20日前完成所有准备工作，计划于21日或22日黄昏发起战役反击。
战役发起时间的提前，直接导致了准备时间的缩短，许多方面因此准备不足，而这些不足在战役进程中必然会逐步显现。志愿军最终确定第五次战役的发起时间为1951年4月22日，正因此，第四次战役的结束时间也定在了4月21日。
1951年4月11日，麦克阿瑟被解除职务，其继任者为时任第八集团军司令的李奇微。而接替李奇微担任第八集团军司令的，则是后来因“范弗利特弹药量”广为人知的范弗利特。
一边是新官上任、气势汹汹的美军，另一边是增援了六个军，蓄势待发准备反击的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中规模最为庞大的第五次战役，正在酝酿之中。
第五次战役是中共中央确定“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这一指导方针后展开的首次行动。尽管新方针明确指出战争的未来有长期和短期两种可能性，但在主观指导上，当时仍然注重尽量避免战争拖延，力求缩短战斗时间。
基于这种认识，第五次战役被视为决定战争是持续长久还是迅速结束的关键战役。无论是志愿军首长的动员令，还是志愿军政治部的政治工作指示，都是从这一角度阐明了此次战役的意义。
志司为第五次战役设定的战略目标是，以西线进攻为主，三个兵团和十二个军（包括北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分成三路展开行动。中央突击由三兵团（王近山兵团）负责，左翼由九兵团（宋时轮兵团）展开，右翼由十九兵团（杨得志兵团）实施穿插迂回，力争在汉江以西全歼联合国军的五个师。
东线的北朝鲜人民军第3军团和第5军团作为支援力量，负责阻止韩军向北推进。
此时，志愿军在前线拥有3个兵团、11个军和33个师，此外还有3个炮兵师和1个高炮师，总兵力达54.8万人（不包括人民军）。与“联合国军”的地面作战兵力相比，志愿军的数量优势为2.02：1。尽管志愿军的兵力相比以往战役有了显着增加，但要一举消灭敌方8个建制师和旅，其中包括3个美军师，显然是一个过于严苛的目标。
然而，对于这一高指标，在战役发起前，从上到下都表示赞同，没有听到任何异议。这种情况表明，各级领导人对战场形势的判断、对敌我双方作战能力的评估以及对战争进程复杂性和艰难程度的认识，仍然存在较大不足。
虽然在新的战争指导方针确立后，战略层面上已经提出了纠正急于求成心理的要求，但在实际的战役筹划和准备中，这种心态依然没有得到真正的扭转。
美军针对志愿军的春季攻势准备，采取了主动应对策略，通过各种手段紧紧牵制志愿军前线部队，持续消耗其有生力量和物资储备，令其难以获得喘息和休整的机会，进而破坏其进攻部署。
志愿军在整个第五次战役的准备过程中，始终经历着多次攻防交替的对抗。
志愿军采取了以防御为基础的应对策略，通过压缩防线来换取集结反击力量所需的时间。而美军则通过频繁的进攻行动，旨在干扰志愿军的作战部署，同时密切关注志愿军反击的迹象，随时准备从进攻转为防御，甚至撤退。
自1月15日“猎狼犬行动”展开以来，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美军接连执行了“霹雳行动”“围歼行动”“屠夫行动”“撕裂者行动”“狂暴行动”“艰难行动”和“无畏行动”等。这些行动无一例外都带有攻击性、试探性，并且充满了相当大的冒险性。
试探的目的在于通过攻击来寻找并定位面前的志愿军和人民军部队，旨在了解他们的位置、兵力、部署和作战能力，尤其是确定下一步行动的方向和作战意图。
冒险的行为，便是在明知对方正大规模集结兵力，一旦准备完毕就会立即展开反击的情况下，依然不断主动进攻，并在西线、中线、东线三处同时保持咄咄逼人的推进态势。到三月底，“联合国军”已经全面推进到三八线附近。此时，中朝军队的兵力集结态势已愈发显着，更有一条令美国人深感不安的消息传来，苏联可能会出兵。
因此，李奇微将早在1月初制定的撤离朝鲜计划下发给驻朝美军各军军长，要求他们在必要时参照执行，并告知，只有在以下情况发生时，才会亲自下令立即撤退：
（1）苏联凭借其现有的军事实力进行了干预；（2）与此同时，中共军队与朝鲜人民军全力投入战斗；（3）敌方在采取这些行动时，巧妙选择了能够最大化利用天气条件的时机。
3月31日，麦克阿瑟向陆军部汇报称，进入4月之后，中国军队随时有可能发起一场大规模的攻势。他推测，目前在朝鲜战场上，中国军队的兵力约为27.4万人，此外，中国东北地区还驻扎着47.8万人的正规军。而北朝鲜方面可用于进攻的兵力，包括游击队在内，大约有19.8万人。
两天后，麦克阿瑟飞抵朝鲜，与李奇微商讨第8集团军的下一步作战计划。
李奇微表示，他计划在完成“狂暴行动”后，立即展开“无畏行动”，让第8集团军继续向西部中心地带北进20英里（约32公里），以摧毁中朝军队的主要兵力和补给集结地，并破坏其进攻部署。麦克阿瑟对此表示支持，赞同发起“猛烈攻击”。
李奇微的计划是，通过绕到敌人后方进行猛烈打击，来牵制敌军可能发动的攻势。同时，他还强调要加强对第8集团军的掌控，严防部队在没有计划的情况下贸然推进，以免陷入敌人的圈套。
与此同时，李奇微还提前做好了在必要时转入防御或后撤的准备。他在“无畏行动”展开前，制定了一个应急预案，以便在面对中朝军队反击时，能够迅速撤退至“堪萨斯线”。
为了避免撤退时出现混乱，李奇微明确规定，只有在接到他本人命令的情况下，各部队方可撤退；整个撤退行动必须按照预定的多道调整线有序进行，采取边打边退的方式，一边抵抗一边撤离，实行“旨在对敌人造成最大杀伤的机动性、积极防御”。
由此可见，在志愿军发动第五次战役之前，美军已经做出了充分的准备，不仅制定了以攻对攻的策略，还预先安排了防御和撤退的多种方案。
就在“无畏行动”命令下达的前一晚，李奇微突然收到了通知：
杜鲁门总统任命他前往东京，接替麦克阿瑟担任远东司令部总司令和“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职务；而他目前担任的第8集团军司令一职则将由范佛里特接替。
4月12日，李奇微飞往东京会见已被免职的麦克阿瑟。由于中国军队的大规模攻势即将来临，而新任第8集团军司令仍在赶赴任职的途中，李奇微没有立刻接管远东司令部的指挥权，而是在当天夜里返回朝鲜。
这次飞行充满了惊险，当事人在日后提及此事时依然心有余悸。那天夜里，为了送李奇微返回朝鲜，乘用了陆军部长佩斯的座机。然而，由于机组飞行员对朝鲜机场的情况并不熟悉，飞机在凌晨1点错降到一个仅供轻型飞机起降的简易机场。
降落过程中，飞机险些撞上机场一侧的山峰，随后颠簸着滑行到一条不适合该型号飞机降落的临时跑道，差点冲入机场边缘的稻田。最终，飞机的四个轮胎全部爆裂。李奇微形容这次着陆为“令人胆战心惊”，并称之为“机械上的奇迹”。
4月14日中午，范佛里特抵达朝鲜。
李奇微将第8集团军的指挥权移交给这位新任司令，随后当晚飞往东京。
范佛里特被称为美军的“战术专家”，他的地位是通过在作战部队中的不断拼搏逐步提升的。范佛里特之所以在美军中声名远扬，除了他在诺曼底登陆时率领部队首先攻占犹他滩头，并在一天内获得三枚“十字英勇勋章”外，还因为他在朝鲜战场上大量使用炮火，甚至为此获得了一个独属于他的专有名词——“范佛里特弹药量”。
充满攻击精神的范佛里特不愿坐等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决定展开“无畏行动”的第二阶段作战计划。他命令美军第1军和第9军向“怀俄明线”推进，同时指挥第10军以及韩军第1和第3军团占领杨口至松山岘一带的“亚拉巴马线”。此次攻势定于4月24日发起。
此刻的美军，与当初志愿军刚入朝作战时的反应相比，已经发生了显着变化。经过半年多的战场对抗，再加上广泛运用空中、地面、海上侦察力量以及特工手段，美军对志愿军的进攻特点和战术套路已变得相当熟悉。
在研究这段战史时，可以发现，总体战役情况来看，美军的分析判断并未像前几次战役那样出现重大失误。相反，志愿军在敌情判断上出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在美军可能进行侧后登陆和即将从国内大规模增兵朝鲜这两方面，基本上都是误判。
近期，李奇微围绕着制造美军即将在中朝军队侧翼和后方登陆的假象，展开了一系列的欺骗与佯动策略。除了此前提到的内容外，李奇微在2月制定“撕裂者行动”计划时，还在西海岸策划并指挥了一次两栖登陆的佯动战术行动。此外，他还试图趁此期间通过美军的部队调动，进行一场更大规模的战略欺骗。
2月25日，参联会通知麦克阿瑟，将于4月间把已转入现役的国民警卫队第40、第45师开往日本，归远东司令部指挥，同时明令这2个师只能部署在日本，“不得使用他们在朝鲜与敌军作战”。
李奇微得知这一消息后，为了加大侧后登陆佯动的欺骗力度，建议麦克阿瑟对这2个师的出发作公开报道，并且暗示这2个师可能在朝鲜半岛执行两栖登陆任务。
此外，李奇微还利用中方误以为美军第82空降师已经到达日本的情况，建议通过媒体抛出一则将对第82空降师分3批补充兵员6000人的假消息，进一步制造即将在朝鲜实施空降作战的假象。
遗憾的是，对于这些情况，中国方面并没有能够窥测到内幕，反而通过种种表象得出了美国将由国内向朝鲜大举增兵，并即将在中朝军队侧后实施“第二次仁川登陆”的判断。这个判断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了志愿军指挥员的思维，对第五次战役的准备和实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后果是负面的。
孙子兵法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可以说，到第五次战役时，在“知彼”这一点上，志愿军的对手已经不再输于自己了。
1951年4月21日，美军再次全面越过三八线，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连续一个月顽强阻击他们的志愿军，此时却突然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不仅没有大规模反击，甚至只剩下零星的连级以下的遭遇战。对此，范弗利特下令所有部队暂缓向北推进。
他们通过侦查和情报工作得知，这半个月以来，志愿军在前线增补了大量军级单位，并正筹划发起新的战役。可是，对于他们而言，这一切已经为时过晚，因为我方的11个军，早已在距离他们大约20公里的前方集结待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