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4月28日，“联合国军”终于被迫放弃了“朝鲜战后不得修复、建设机场以及扩充航空设备”的要求。作为回应，“联合国军”代表也提出，中朝方面应撤回以苏联为中立国监督停战的提议。双方经过协商一致，同意由瑞典、瑞士、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四国组成中立国停战监督委员会，对停战情况进行监督。
原以为五项议题中的战俘问题最为容易解决，毕竟，战争双方一旦停战，互换战俘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这是国际惯例。在这一问题上做文章是最可耻的，美方不至于愚蠢到这种地步。
中国代表团颇为乐观：“战俘问题上，我们的立场是收容多少就交换多少。俘虏是最为不幸的人，交换他们既符合国际通行准则，也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预计达成协议应当不会太难。”
其实，不仅中国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判断失误，连中央在这个问题上也判断失误了，也认为俘虏问题，主张有多少换多少，预计达成协议不会太难。
只有乔冠华敏锐地察觉到事情并不如此简单。
此前，美国范弗里特总部的军法处长汉弗莱上校曾发表声明，声称志愿军第81师23团杀害了美国战俘。令人可笑的是，志愿军根本没有这个番号的部队，甚至美国国防部也公开表示，汉弗莱的言论毫无事实依据。
尽管李奇微公开表示支持汉弗莱的声明，却不敢安排他与记者见面。更令人费解的是，杜鲁门竟在汉弗莱声明发表的次日跳出来大加指责，称：“中国军队杀害朝鲜战场上的美军战俘，这是一百多年来最残忍的行径。”
美国总统竟然支持连美国国防部都否认的一个集团军军法处长的声明，这里面肯定暗藏玄机。乔冠华敏锐的直觉，展现了他作为新中国外交家的非凡远见。没过多久，他的不祥预感果然应验了。
1952年5月之后，战俘问题成为停战协议达成的唯一障碍。这项议题从1951年12月11日争论到1953年6月8日，才勉强达成一致，耗时17个月又27天，这也是战争拖延了3年才结束的主要原因。
战争一旦爆发，战俘就不可避免。
经过无数次的残酷厮杀，人类终于意识到，战俘在战争中是最为悲惨的群体。
关于战俘处理问题，依据既有国际法，又有国际惯例。
基于人道主义的角度，1929年缔结、1949年修订的《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第188条规定：“战事停止后，应立即释放或遣返战俘，不得迟延。”第7条规定：“在任何情况下，战俘不得放弃本公约所赋予彼等权利之一部或全部。”日内瓦公约还规定，其条文适用于一切战争和武装冲突，即使其中一方或双方不承认存在战争状态时也适用。
因此，该公约完全适用于朝鲜战争，况且美国是公日内瓦公约的缔约国之一。
但是作为该国际公约的签署国，美国无视了所有关于战俘问题的国际承诺。甚至连前明尼苏达州州长宾逊也严厉谴责美国对待朝中战俘的行为，称其“与纳粹的暴行毫无二致”。
与此同时，尚未在《日内瓦国际公约》上签字的中国，却严格遵守了该公约的规定。中国对“联合国军”战俘的优待，连李奇微也不得不予以承认。从“战俘问题”这一角度审视朝鲜战争，不难发现，这场战争实质上是文明与野蛮的对决。
1951年12月11日，关于战俘问题的讨论小组会议正式启动。
会议一开始，李相朝代表朝中方面就提出，确定停战以后迅速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他指出：只要双方同意这一原则，其他问题都属细节问题，也都比较容易解决。这一原则符合世界战争史的惯例和国际公约。
令人意外的是，美方代表按照美国当局的既定方针，并不打算全部遣返战俘，美方代表利比闭口不提战俘遣返的具体原则，只是含糊其词的说，企求在公平与平等的基础上，在适当的监督下，实现一个早日的、有规定的战俘虏交换。
同日，“联合国军”司令部发言人李维中校，也在无意中透露了美方的真实意图：“联合国军并不打算将大量战俘还给共军，也不愿意将他们释放。”
美国国防部甚至认为，利用战俘进行政治闹剧的表演相当丑陋。对此，国务卿艾奇逊曾回忆道：“战俘问题不仅在敌我之间引发了争议，甚至在国务院内部也是一个重大争执点……为了确保遣返被敌方收容的战俘，五角大楼却赞成将北朝鲜和中国战俘及被拘留的平民一并遣返，而不管他们的意愿。?”
五角大楼从军事角度思考战俘问题，而政客们却要把这一纯粹的军事问题与政治挂钩。美国人执意要通过战俘问题来抹黑“共产主义世界”，板门店的战俘问题，这个原本十分简单的问题，变得极为复杂。
美国人没料到，他们试图借此让中朝方面难堪，最终却令自己颜面尽失。“事情出乎意料，它成了一个完全无法掌控的怪物，”美国人最后沮丧地说道。
朝鲜的李相朝少将和中国的柴成文上校是俘虏问题小组委员会中朝代表，敌方视他们为“最为老练的谈判者”。
“这一任命被视为中朝双方对俘虏问题的高度重视。与这两人展开智慧较量的是联合国军的代表，刚被任命的海军少将鲁斯本·E.利比和陆军上校乔治·w.希克曼。”
利比少将是美国海军中一位脾气暴烈的老水手，以言辞尖锐、直率着称。美国公开史料评价他为：“无论面对最强或最弱的敌方代表，他都能从容应对，是一个无所畏惧的硬汉。他思维敏捷，学识渊博……是与共方谈判的理想人选。”
希克曼上校是个理性而擅长参谋工作的才能型人物，恰好与利比上校形成了很好的搭配。
1951年12月12日，李相朝代表中朝方面依据国际惯例，正式提出了强制遣返所有战俘的原则，并询问对方是否会作出承诺。并以书面形式提出了5点建议：
一、确定双方释放现在收容的全部战俘的原则。
二、商定在停战协议签字后最短可能的期间内，双方分批释放及遣送完毕其所有收容的全部战俘，并确定重伤病战俘应先在第一批内释放及遣送的原则。
三、建议双方交接战俘的地点，定在开城、板门店。
四、建议在停战委员会下，双方各派同等数目人员组成遣俘委员会，遵照上述协议，负责处理战俘的交接事宜。
五、上述各项一经双方同意确定后，即行交换双方现有的全部战俘名单。
同时，朝中方面表示可以在停战后10天内，遣送所有伤病战俘，一个月内遣送完毕其他战俘。
朝中方面认为，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不是一个公正的国际组织，而是美国操纵下的，敌视、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组织，因此，坚决反对在战争状态仍然存在的情况下，由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派员进入朝鲜北方。
并且朝中方面收容了战俘，受到宽待，不杀不辱，不没收私人财物，伤者救治，饮食、被服、居所或娱乐方面都得到完全出合乎人道的待遇，不需要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的监督和检查。
但美方仍在交换战俘材料和要求同意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访问战俘营上纠缠，致使该项议程的谈判进行一周毫无进展。连美国人后来都承认：“如果联合国军当时接受了这一原则，共方将愉快地提供俘虏名单，并且实际上会同意在板门店进行战俘交接。”
利比少将要求首先交换战俘资料，包括全部俘虏的姓名、国籍及其他证明材料、俘虏营的位置、每一俘虏营里每一国籍的俘虏人数，允许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视察战俘营，并声称，在没有得到战俘资料以前，美方不准备对战俘问题进行实质性讨论。
中朝方面立刻察觉到情况的变化，此时，中朝方面手中的战俘要比“联合国军”方面手中的战俘少得多。仁川登陆之前，朝鲜人民军被“联合国军”俘虏的总人数还不到一千，而他们却俘获了数万南朝鲜士兵和上千名美军士兵。
随着麦克阿瑟发起的仁川登陆，战局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人民军战俘数量急剧增加，到当年11月，已有13万人被俘，其中朝鲜人民军为11.18万人，中国人民志愿军为2.07万人。
在八个月的运动战期间，志愿军共俘虏了名敌军，其中包括6000名美军。然而，在战俘交换名单公布时，美国国防部为了宣扬美军英勇不屈、绝不投降的形象，竟声称只有169名美军被俘，其他人则全部被列为失踪。
但是由于缺乏国际战争的经验，志愿军仍沿袭国内战争时期的老传统，对俘虏进行教育后，大多数予以释放，其中许多南朝鲜战俘甚至加入了人民军。所以到目前为止，中朝方面仅掌握了名战俘（其中包括7142名南朝鲜军人、3193名美军士兵以及1216名其他国家的军人）。
李相朝少将与利比少将展开了激烈的唇枪舌战。
当利比讽刺中朝方不答应交换名册时说：?“贵官没有准备肥皂和热水就催促快点洗澡吧！”李相朝反唇相讥：?“肥皂和热水都准备了，贵官却不进到澡盆里去。问题是尽快地释放俘虏，所以还是不拘泥于交换名单为好。?”
五天之后，也就是1951年12月18日，为了打破僵局，中朝方面在上午同意于当天下午交换战俘名单。中朝方坦诚大度，认为名单交换并非什么难事，换了名单再交换战俘，停战协议自然就能达成。
朝中方案提交的战俘材料中，南朝鲜军俘虏7142人，美英等“联合国军”各国战俘4417人，共计11,559人，分别按照其国籍使用他们所通用的文字，详细列出了军号、级别、部队番号和战俘营地点，名单一目了然。
中朝方面公布了这份名单后，美方才尴尬地承认迪安少将没有战死，饱受丧夫之痛的迪安夫人自然是喜出望外。
即便脸皮再厚，一直坚持要先交换名单的利比少将也愣住了好一会儿，他心里清楚自己手中的战俘名单到底是怎么回事。果然，当天下午，美方递交了一份几乎如同废纸的资料。美方提交的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名单中，朝鲜人民军111,774人，志愿军为人，共计132,474人。这一数字比美方曾报告日内瓦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朝中被俘人员数少44,205人。
而且这份名单上只有用英语字母拼写的名字和战俘编号，没有中国人的汉字姓名，也没有朝鲜人的朝文姓名，更别提核对所需的部队番号、职务或军衔。反观中朝方名单，则详尽有序，每名战俘的姓名、部队番号、军衔、军号完备整齐。
朝中方面要求对方尽快提出完整的战俘资料，并交代4.4万余人的情况。直到41天后，曾坚决表示必须先交换战俘名单的利比，才补交了13万名战俘的详细资料，但对于其中缺漏的原因依然没有作出任何解释。
双方交换战俘资料后，朝中代表建议立即确定在停战后迅速释放并遣返全体战俘的原则。美方仍然以种种借口拖延。
借口一，如按朝中方面原则全部遣返战俘，则双方俘虏人数相抵以后，中朝方面净增11万余人，将显着增强朝中方面军队的军力；
借口二，以朝中收容的战俘数与美方所宣布的失踪数不成比例为由，指责朝中方面未提交全部的战俘名单，称朝中提出的战俘数字上差5万人；
借口三，称中国曾将战俘送往中国的东北地区，将朝鲜籍战俘编入朝鲜人民军，企图以此拒不遣返全部战俘。
朝中谈判代表据理驳斥，严词直斥对方的诡辩和荒唐的推论，明确指出，美方所说朝中方面提供的战俘数与美方掌握的数字不符，是因为朝中方面在作战过程中就释放了大批战俘，这一点国际社会上都是清楚的，另有一些人因病死亡。
1952年1月2日，美国人终于拿出了自己解决战俘问题的方案，共有以下6条：
一、选择遣送的战俘应在一对一的基础上进行交换，直至一方已将该方所拘留之战俘交换后为止。
二、交换后仍拘有战俘一方应将选择遣送的全部战俘与他方所拘留之外国平民、以及在停战签字时正在他方所控制之领土内的选择遣送的本方平民及其他人员按一对一进行交换。如此交换之战俘应向对方部队宣誓，此项宣誓应具有之条件为各该人员个人不得再以武器反对释放其本人之一方。
三、所有不选择遣送的战俘应解除其战俘的身份，并应宣誓，宣誓应具有之条件为各该人员个人不得在以武器参加朝鲜战争。
四、所有在停战签字时在他方控制的领土内的任何一方的其余的平民，如期选择遣送时，应予以遣送。
五、为保证关于遣送的选择不至于出现强迫起见，应允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在交换地点，与所有战俘及所在所有在停战签字时在他方控制领土内的任何一方的平民进行谈话。
六，第二、第四、第五各节中任何一方的“平民及其他人员”系指在1950年6月25日时的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真正居民。
美方竟然要“一对一”交换！而此时双方战俘数比例是十四比一。美方的方法是如果一方换完了，战俘名额不够时，就用“平民”顶替，再不够就让无人交换的战俘宣誓“我以后不再战争了”?，然后将其假释，让他们在自己特务机构和军事力量的胁迫下，“愿”去哪里就去哪里。这就是臭名昭着的“自愿遣返”?。
美国的真正政治意图，是借助这种卑鄙手段对中朝进行抹黑，向世界传递这样的信息：中朝是侵略者，甚至连他们的战俘都宁愿选择西方所谓的“自由”世界，而不愿回到自己的国家。
朝鲜方面怒不可遏。李相朝少将猛然拍桌，愤然道：“你们必须明白，战俘的释放与遣返绝非是人口交易。在当今20世纪，这更不是野蛮的奴隶时代！”
“全世界人民将诅咒你方的这一提案，你方自己的被俘人员和他们的亲属将诅咒你方的提案，因为你方的这一提案将阻塞释放与遣返全体战俘的可能，将阻塞迅速达成停战的前途。?”
在得知美国的这一方案后，连被中朝方收容的一些美英战俘也感到极为愤怒。毕竟，谁愿意把自己当作奴隶来交换呢？他们愤然向全世界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尽管现在已经是20世纪，但在我们看来，我们却像是被摆上拍卖台的商品，用于物物交换。”
遗憾的是，李相朝和美英战俘的质问根本无法触动傲慢的利比。毕竟，美国的崛起本就建立在奴隶买卖和奴隶剥削之上，最终也是通过一场规模浩大的内战才废除了国内的奴隶制度。对于复兴奴隶制这一问题，美国人不会感到半点羞耻。
经过50多次小组会谈后，局势彻底陷入僵局。中方参谋人员反复研究后，提出了一个扫清外围、孤立重点、迫使对方在遣俘原则上让步的方案。1952年2月3日，朝中谈判代表在小组委员会上提出了这个方案：
一、双方同意在军事停战协议签字并生效后，立即释放并遣返各自所收容的全部战争俘虏。
二、双方同意保证其全部被俘人员，在被遣返后应恢复和平生活，不再参加战争行动。
三、双方同意优先遣返重伤重病战俘。双方在遣返此类战俘时，应在可能范围内同意遣返被俘的医务人员与之随行，以便照顾。
四、双方同意应在军事停战协议签字并生效后的两个月的期间内，分批遣返双方所收容的除第三条优先遣返者以外的一切战俘。
五、双方同意以非军事区内的板门店为双方交接战俘的地点。
六、双方同意在军事停战协议签字并生效后，即各派校级军官3人成立战俘遣返委员会，在军事停战委员会的督导之下，负责具体计划并监督双方实施本军事停战协定中有关战俘遣返的一切规定。该委员会如对其有关任务的任何事项不能达成协议，应即提交军事停战委员会决定之。战俘遣返委员会的会址设在军事停战总部所在地附近。
七、双方同意在军事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立即分别邀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代表，组成联合访问团，到双方战俘营进行就地访问，并在双方交换战俘地点，协助遣返工作。
八、双方同意在可能的范围内，应尽速并至迟在本军事停战协议签字并生效的10天以内，将所有的被俘期间死亡的战俘姓名、国籍、级别及其他有关材料提交对方。
九、双方同意在军事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应协助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平民返回家乡，恢复和平生活。
甲、联合国军应准许并协助原住于现有军事分界线以北而在军事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前，流落于现有军事分界线以南的平民返回其家乡。朝鲜人民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应准许并协助原住于现有军事分界线以南，而在军事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前，流落于现有军事分界线以北的平民，返回其家乡。
乙、双方最高司令官负责讲上述协议之内容，在其所控制的地区内广为发布，并责成其有关民政机关，对所有上述愿意返乡的平民予以必要的指导与协助。
丙、双方在军事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及各派校级军官2人，成立协助失所平民返乡委员会，在军事停战委员会督导之下，负责办理协助上述返乡平民通过非军事区及其他有关事宜。该委员会如对其有关任务的任何事项不能达成协议时，应即提交军事停战委员会决定之。协助失所平民返乡委员会的会址设在军事停战委员会总部所在地附近。
中朝方面再度做出了巨大努力，为了打破对方“释放战俘等于增加军事力量”的借口，提出了一系列合理措施，包括遣返的战俘将保证不再参与战争行动等。
这个新方案吸收了美方提案中的一些合理因素，对第四项议程的所有细节问题都做了合乎情理的规定，消除了对方可能提出的所有借口，甚至许多西方记者都评论道：“这是一个无法继续拖延且有望打破僵局的方案。”
就连谈判对手中朝方面的利比也感叹道：“总算靠香烟熏出来了一个方案。”
即便是连谈判代表利比本人都感到满意的方案，依然未能获得美国政府的批准。
对于“自愿遣返”这一议题，美国政府始终坚决拒绝让步。
4月1日，美方提出一项有关遣俘原则的修正条文：
交战双方应释放并遣返停战协定签字生效时所收容的全部战俘。其实施则以停战协定签字前经双方校正并接受的名单为基础。
同时还提出了以下2点“谅解”：
一、美方所收容的一切战俘及被拘留平民，在1950年6月25日居住于收容一方地区者，除愿留原居住地者外，应予遣返；
二、其他战俘，除不以强力及不愿遣返者，予以释放并使其定居于所选定之地点外，应予遣返。
美方虽然放弃了“一对一交换”的无理主张，在名义上肯定了全部遣返战俘的原则，但在其谅解条文下继续坚持“自愿遣返”原则，实质上仍是反对全部遣返原则。
1952年正值美国大选，杜鲁门担忧在选举年背负朝鲜战争失败的责任，果断拒绝了中朝方面的和平提议，并且反复无常。为了证明有大量被俘人员不愿遣返，4月4日开始，美军对朝中被俘人员进行强行“甄别”，使用威胁利诱，甚至用刺刀和刑具逼迫战俘。
4月19日，美方宣称经过“甄别”，有42,100名朝鲜籍战俘和15,599名志愿军战俘“拒绝遣返”，遣返概数约为7万人。这7万人概数的准确性连美方自己都表明不能相信。
后来发生在巨济岛战俘营和釜山战俘营朝中方面被俘人员的反“甄别”斗争，更清楚地说明了“甄别”的实质，美方意在扣留朝中战俘的主张，理所当然的遭到了朝中方面的坚决拒绝。
一位权威的军事战略家对此发表评论：“当对方提出遣返约7万名战俘时，朝中方面所做的各种让步就彻底化为乌有了。”
4月28日，根据美方提议，双方开始举行代表团大会行政性会议（不对外发表消息）。当天，美方代表乔埃在大会上，提出了早已准备好的“最后通牒”性的所谓“一揽子方案”，在战俘遣返问题上，继续坚持只遣返朝中方面7万战俘的原议，并说，这是联合国军“最后”的“不可更改”的立场，要求朝中方面全盘接受。
此后，大会休会4天，5月2日，南日代表朝中方面提出对案，在战俘遣返问题上坚持全部遣返的主张，拒绝接受美方关于遣返7万人的数字。
5月7日，李奇微和杜鲁门分别发表声明，支持“联合国军”代表团提出的所谓“一揽子方案”。
此后，虽然该议程的谈判仍在进行，但由于美方坚持扣留朝中战俘，谈判已完全陷入僵局。这次的谈判之后又中断了半年之久。
1952年7月美军便祭出武力手段，对朝鲜进行狂轰滥炸，朝鲜面临较大压力。7月11日至12日夜，短短一昼夜的时间，美军的轰炸就让平壤居民伤亡达6000多人。因此金日成认为：“看不到继续就战俘问题争论有什么合理性，因为这些争论正在导致更大的损失。”
此时的朝鲜方面迫切的想要结束战争，因为战争如果因为战俘的问题持续进行下去的话，那么对朝鲜的发展将会是巨大的打击，同时在朝鲜方面看来，每日牺牲的人数加起来，甚至因为远远的超过了战俘的人数，所以不如尽早的结束战争，尽快的让朝鲜进入发展中。
朝鲜方面为自己国家的考虑也是对的，但是因为美国方面的不同意，在战俘这样的原则性问题上还是不能够退缩的。
在当时的国际情况下，其实朝鲜战争的持续进行，已经是在打破了美国方面的在欧洲的布局，一直以来美苏的重点一直都是欧洲，并且在欧洲还形成一定的对峙，但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一定程度上伤到美军的元气，美军大量欧洲驻扎的部队不断地被调遣到朝鲜战场。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
自始至终，苏联对停战谈判的决策有很大的影响力。一开始中朝在谈判问题上出现分歧时，斯大林都是坚定地支持中国，认为必须要打击美国的嚣张气焰。
中国为了能让战俘全部回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1952年秋季，志愿军全线发起战术反击作战，共毙伤俘敌多人，我军伤亡多人，美军疲于奔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战争惨烈异常，双方在三八线附近建立防线，形成相互对峙的态势。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战场上凶险万分，谈判桌上也是刀光剑影。自停战谈判开始，美国人一直认为自己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不断设置障碍，导致谈判多次陷入僵局。另外，美国人认为志愿军发动秋季大反攻，就是为了在谈判桌上向自己施加压力。美国人想要主导谈判，在谈判桌上将自己利益最大化。
为了达到目的，美国人在谈判桌上需要更多的筹码。美国人常说，谈判陷入僵局了，那就让大炮与机关枪到战场上辩论吧。谈判桌上得不到的，那就需要到战场上获得。
1952年10月8日，美国人单方面宣布无限期休会。
朝鲜战场陷入一种打不动、谈不拢的微妙局面。美国人认为急需取得一场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胜利，逆转攻守态势，证明自己依旧拥有强悍的进攻能力与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权，扭转战场与谈判桌上的被动局面。
美国人自信可以做到，因为他拥有着优势的航空火力与炮兵火力。
1952年10月，美军发动“金化攻势”，代号为“摊牌计划”，我们称之为上甘岭战役。很明显，这是美军和志愿军的一场摊牌之战。志愿军扛住了敌人发动的秋季攻势，上甘岭战役打得无比悲壮。
上甘岭战役从1952年10月14日至11月25日，历时43天。志愿军与美军反复争夺阵地59次，击退敌人900多次冲锋，成功守住阵地。美军的“摊牌计划”彻底失败，以武破局的幻想破灭。美军从此不再发动大规模的进攻，被迫重新回到谈判桌上，国内的总统大选也深受影响。
志愿军也主动发起过夏季攻势和金城战役。
战场上接连失败的美国方面，不得不再次回到谈判桌前，特别是1953年2月18日，震惊世界的“巨济岛惨案”，时时刻刻高喊人权的美军竟然开枪，打死手无寸铁的无辜战俘373人，世界舆论哗然。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新上任的苏联领导人调整了外交策略，要求尽快结束朝鲜战争。当时苏联方面对于战俘的问题提出，是否可以让中立国介入进行协商。或者中美双方先停战，先签订停战协议，关于战俘的问题可以推到停战以后继续慢慢商讨。
当时中方比较认可的办法还是让中立国介入。
1953年4月26日，停战谈判在板门店重新恢复，在这次会议上，中朝双方针对战俘遣返问题提出六条方案：要求遣返的战俘在停战后两个月遣返，其余战俘一个月内从拘留方，送交由捷克，瑞士，瑞典，印度组成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战俘所有国进行6个月的解释工作，在解释后要求遣返的战俘立即遣返，6个月后，仍在中立国看管的战俘处理办法有停战协议中规定的政治协商会议解决。
这一方案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美国方面对于这样的提议也表示赞同，但就在这时南朝鲜却突然表示不愿意，而这也就导致之后美国改变主意，将所有不直接遣返的朝鲜战俘就地释放。甚至此时还对中朝双方提出的战俘交往中立国的建议，美方以存在实际困难为由加以反对。
对于美国此时突然的行为，中朝方表示不能接受，至此谈判再一次陷入僵局。
为了打击美方的嚣张气焰，显示中朝双方力量，以顺利达成关于战俘的协议，在美方提出就地释放战俘的同一天，志愿军发动了夏季反攻，通过一个多月的反击战，我军突破敌人正面阵地12公里，纵深达6公里，歼低4.1万余人。
志愿军的反击作战终于打破了停战谈判道路上的坚冰，6月8日双方签署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的文件，一年多的战俘问题谈判终于获得了解决。
当天，这个新闻成了全世界绝大多数媒体的头版头条新闻。
最终，志愿军2.2万余人的被俘人员，有6000多人返回大陆，1.4万余人去了对岸，700多人去了中立第三国。据美军统计，在所有的志愿军战俘中，有30%来自原国军部队。去台的1.4万名战俘中，有9234名出身原国军部队。
1946年7月，我军与国民党军队的人员数量对比是120万对430万人；到1949年6月，短短三年的时间，就变为400万对149万。国民党军队每年差不多以70万到100万的数量转投解放军，因此解放军当中存在相当数量的国民党军士兵，也不乏来自黄埔军校的学员。
如此短时间，大规模地吸收敌方兵力，导致思想政治工作无法做彻底。转投人员中，有的人思想不坚定，也有的人在旧军队中散漫惯了，受不了军中的条条框框，所以在被释放之后，便不愿再回到大陆。
另外，被俘人员的文化程度也非常低。
据美方统计，全部战俘中高中以下学历占93.6%，其中只接受过3年以下教育的占36.4%，文盲占44.8%。客观的说，文化较低的人更容易被各种宣传引导。在战俘营内，蒋介石安排的特务，不断对战俘进行所谓的“心理战术”，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战俘的选择。
美军在巨济岛修建了12个战俘营，也称为12个联队。志愿军被关押在第70、71、72、86联队。其中第72、86联队，由反对回国战俘控制，尤其是第72联队被美军称为“模范战俘联队”。
美军对战俘营的管理原则总结起来为八个字：威逼利诱，坑蒙拐骗。战俘一进集中营，不仅在吃穿住等各方面待遇极差，而且精神和身体也长期遭到摧残。
初期美军对战俘还没有什么具体措施，但谈判开始以后，为给他们所谓的“自愿遣返”制造依据，使出了各种手段阻止战俘回国。
美军在战俘营内专门开办了学校，给战俘洗脑。
每周上3堂课，教员都是来自李、蒋特务，内容无非就是宣传大陆有多么多么不好，去台有何好处。上完课以后，还要强迫战俘们复述内容，讲不出的会遭到殴打。能说出来的，会被当作心得体会拿去登报宣传。战俘们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而在外人眼里，谈心得体会的人自然就成了叛徒。
这些精神控制时常伴随着威胁，战俘营的特务们经常大肆宣传，回到大陆以后，会遭到各种迫害，折让很多战俘心里产生了恐惧。据战俘回忆，当然战俘营里，时不时的就会传来祖国方面自己的亲人在国内各种运动中遭遇不利的“消息”，这样就导致有一部分害怕回国后被整治的战俘，选择了去台。
为了能够控制战俘营内的战俘，美军从主动投敌的原国军官兵中，挑选出来一些担任管理人员，并抽调了11名原国军军官到东京培训，培训4个月后，有两人分别被任命为第72、86联队联队长，原来所辖的各大、中、小计警备队长也一律由原国军人员担任。
在这些战俘营内，还成立了具有警察、法庭等作用的各种组织，对于不服从特务意愿的人员随意辱骂、殴打，动用各种酷刑。到后期，这些组织越发激进，强迫俘虏们写血书、还在他们的身上，刺上反动标语。
据去台老兵赵英奎回忆，一开始战俘们都不愿意被刺字，有几个态度坚决的，还挨了小队长一顿耳光。到了晚上熄灯以后，那几个人被带到营区暗处威胁：“你们究竟是吃软还是吃硬，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如果还是不肯刺，就会受到更残暴的刑罚。不论是回国还是不回国的战俘，后来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一个叫李大安的人，手段非常残暴。
据战俘营老兵张泽石回忆：战俘林学普不肯屈服，恼羞成怒的李大安一刀插进了他的胸口，李大安对所有战俘叫喊着，如果谁再不愿意纹身，就和他的下场一样！
这一时期，战俘营内甚至出现了纹身比赛来表达“忠心”。第72联队的8000人中有6000人刺字，第86联队中的6000人中有2000人刺字。有一个叫王福林的人，身上竟然刺了136个字样。
在亚洲文化里，身为战俘本身就非常屈辱，这种刺青像是古时候对待犯人一样，即便回国以后不被审查，他们在熟人面前也都抬不起头来。抓住这种心理的特务们在刺字以后，又到处散布假消息，说带有刺青的人，回国就会被处决。
这一切都是为了配合美军提出的“自愿遣返”，表面上看似征求了每个人的意见，但实际上战俘承受着很重的心理负担。据去台老兵赵英奎回忆，一天晚上集合点名时，干部宣布：“明天联军就要开始审查了，愿意回大陆的人举手。”
很多不明就里的人举手了，晚上大家都睡觉以后，这些人全被带到黑暗处的空地进行殴打。专门挑脚踝、膝盖、臂关节及头部等知觉强烈的部位打，直到失去知觉为止，有的甚至被活活打死。
赵英奎认识的一个排长，虽然最终被遣返回国，但他的腿已经被打瘸。
这种血腥的甄别手段，当然无法体现出战俘们的真实意愿。而且由于有美军提供的便利，特务势力始终在战俘营内占据上风，兴风作浪、助纣为虐，最终导致超过三分之二的战俘选择去对岸。
即便战俘营环境的如此恶劣，战士们也并没有放弃抵抗。72联队当中有200多名志愿军战俘签名，坚决反对去台，要求回大陆。由于他们英勇斗争，加上当时板门店谈判还在进行，美军不敢公开破坏谈判，只能同意将这些人转移到第71联队。
当时人民军也成立了地下领导组织，联络点设在巨济岛战俘医院。为了与其取得联系，配合行动，有的志愿军战士甚至不惜自伤，利用就医机会找其交换情报，双方共同策划了绑架战俘营总管杜德准将的行动。
中朝战俘拿杜德准将做为人质，要求美国承认虐待战俘行为。在谈判桌上，中朝代表将杜德签字承认的对中朝战俘的虐待行为进行公布，取得了极大的主动权。
在战俘营的志愿军战士们，面临着极大的危险，也始终未放弃斗争。他们回国的道路充满艰辛和屈辱，每一个能挺过战俘营回到祖国的战士都是真正的英雄。